走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读后感

设计院 朱国奕

当我拿到书本的时候，封面上“一带一路必读书”的红色大字瞬间映入眼帘，作为世界顶级历史学家的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中国将凭借‘一带一路’主宰21世纪”的预言。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顺着丝绸之路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展望它的未来，探索它在我们当今文明世界里所承载的重大意义。

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和组织响应支持，数十个国家与中国签署文化、交通、投资等多项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朋友圈正在逐步扩大。“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发展，这意味着国家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圈连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丝绸之路的发展，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其中的核心动力。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一交通要道，无数财富从这里经过，文化所积淀的原力在这里汇集，谁能正确地把握，谁就能赢得机遇。“中国和远邦近邻的关系，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必将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

合上书本，不禁感慨，曾经繁荣的丝绸之路如今却因战争和混乱深陷贫困，曾经的商队如今的军队，曾经的驼铃声如今的炮火声，曾经欢呼的人群如今四处逃难的平民......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将为中亚再次带来秩序和繁荣，世界的中心也将重新回归到东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A Tree Grows In Booklyn ——《布鲁克林有棵树》读后感

管网分公司 吴新宇

它是一本关于生存的书，讲述知识如何改变人的修为和命运，讲述家庭的力量如何支撑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表面的东西。高贵的，是人的内心！在生活中，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身世或许很不幸，他们的父母或许不宠爱他们或者过早去世，他们总是受到别人的嘲笑。

弗兰西就是一个这样的女孩，她的童年如同打翻了的五味瓶。母亲偏爱弟弟，深爱他的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在学校受人轻视。她就如那棵长得郁郁葱葱的天堂树，顽强地在贫民区生长着。她，是一个坚强的人。

整本书就如同一首歌，一首古老而又婉转的民谣飘荡在夜空里，在心中的湖面上平添几分涟漪。它或许不是阳春白雪，只能在华丽的宫廷中歌唱；它或许是下里巴人，在贫民窟肮脏的街道上、破烂的衣衫旁，高亢地唱着生命的歌。

弗兰西是一个孩子，但是她饱尝了大人们为生计奔波的艰辛，卖垃圾、购物、打工……是这些让她成长起来的。她培养了坚韧的性格，同时这种性格使她受益终生。

书中有一段描述令我记忆犹新。弗兰西和弟弟尼雷在上学前要去打天花疫苗，但是因为他们玩泥巴馅饼而忘了洗手，手臂上十分肮脏、沾满泥巴的弗兰西受到了医生和护士的鄙夷地说：“这些人这么肮脏的活着，实在不应该。”但弗兰西勇敢地反抗着道：“我弟弟是下一个，他的胳膊和我一样脏，请不要吃惊。你不用跟他说，跟我说好了。”护士很吃惊地说：“我真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话她居然都懂。”

为什么弗兰西应该不懂？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知书达理”、“有文化”的权利吗？这个护士出身于布鲁克林，可是当她飞黄腾达以后，她选择了忘本——这也是人性的一大悲哀所在。

我在思考着“布鲁克林有棵树”，这里的“树”指的是什么呢？是那棵天堂树吗？不是的！这棵“树”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一种滋长在穷困孩子心中的精神，一种在贫民区中也可以顶天立地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需要有多么优越的条件，只要你的心中有这样的一方土地，树就会茁壮成长。“活着，奋斗着，爱着我们的生活，爱着生活所馈赠的一切，那就是一种实现。生活的充实常在，人人皆可获得。”这是小说的结语。轻轻地合上这本书，感动！在我的心里涌起，慢慢地将我包围，让我充满了力量。

哦！原来，布鲁克林有棵树……

那我们的心中，是否又有这样的一棵树?

广场化司法模式和剧场化司法模式——《伊利亚特》读后感

企管投资部 沈瑶

尼采曾云：当我们言及希腊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由自主地谈论现在和过去。希腊人经由对自然、社会和社会制度所做的彻底且基本的分析而成了西方社会的哲学先师，与此同时，希腊哲学也成了人们考察整个世界哲学的显微镜。希腊思想家提出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因日后的经验和发现而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这些思想家用哲学的术语提出和讨论人生基本问题的方法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进路的方法，却可以说是持久有效的。

荷马是位伟大的诗人，生活的年代介于黑暗和古风时代。其所著的荷马史诗被古希腊人视为《圣经》和《百科全书》。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本文节选了《伊利亚特》卷18的第497—508行，以此探讨两种不同的司法模式：广场化司法模式和剧场化司法模式，以及民众在其中的司法角色。

“另有一群人聚在广场，那里发生了争端：两个人为一个丧生者争执命价，一人发誓他会赔偿一切，并且公开宣布。另一人拒绝一切抵偿。双方都愿把案件交给仲裁人决断。两边各有支持者，都有人群为他们说话；但传令官制止了人们。老人们围成神圣的圆圈，在凿出的石头上落座；手握提高嗓门的传令官递给的权杖。两人走到他们面前，依次申诉他们的案件，场地中央摆着两塔兰特黄金，给予长老中裁决最公正的人。”

在古希腊，广场和卫城是城邦必不可少、不可分割的两个空间。卫城是神聚集的场地，广场则是人活动的政治空间，是古希腊进行城邦公共事务的场所。此处的“命价”说明当时已经摆脱了同态复仇的阶段，不同于早期以命抵命的时代，可以用价款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诗中，两个争执“命价”的人愿意把案件交给仲裁人决断，说明居中裁判的第三人取代了矛盾双方的私力救济成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司法的雏形已经出现。

“两边各有支持者，都有人群为他们说话。但传令官制止了人们。”这意味着民众尚不能名正言顺地影响司法，至少被认为是不够正当合理。这说明，荷马时代的司法与后世古典时期的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司法尚有区别，但已具备了广场化司法的特征。

广场化司法模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司法形式，在这里，进行过古希腊的神明裁判、仪式宣誓裁判甚至决斗裁判等；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自由的辩论控诉；在这里，没有为司法特设的固定席位、隔离护栏等；在这里，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司法的大众化，和对道德的正当性的追求。它将司法活动置于众人的凝视之下,以防止司法“暗箱操作”所可能导致的司法冤情和腐败,也可能借助“民愤”的正当性处理一些通过正当程序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案件。但是，这也带来了司法的独立性和舆论绑架司法的困境。

司法的大众化使得人们很难培养起理性冷静的思维和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由此形成的多数人的裁决并非完全是合乎理性的判决。例如古希腊雅典公民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正如其所言：“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方法去雇用一位舵手和建筑师、吹笛手或其他行业的人，而这类事若出错的话，危害还比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出错轻得多。”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司法活动是独立的，舆论只能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要求司法机关公正审判，但舆论监督决不能干预司法，形成舆论审判。

与广场化司法模式相对应的，是剧场化司法模式。剧场一词源于希腊文，直译为“一个为了看的地方”。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为吸引公民观剧，为公民发放观剧津贴。而最早的剧场建筑也出现于古希腊，雅典人用石头建成的酒神剧场依山而筑，可容万人的观众席靠在接近于扇形的山坡上。演员与合唱队则在山脚下的圆形平地上表演。

剧场化司法模式是指通过戴假发，穿法袍等仪式感很强的符号、程式，将法庭和普通民众社会隔离开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内，由专业的法官，在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对当事人争议的事件做出理性的法律裁判的一种司法活动。余秋雨先生指出：“从终极说，戏剧可以无舞，也可以无歌，却不可能没有装扮。” 法官在法庭上穿的法袍、戴的假发，也是一种“扮演”行为。在审判的舞台上，法官区别于其他诉讼参加人的一点正是因为法官有自己特有的行头，法袍与假发，这是法官从普通人转化为职业人不可或缺的道具。生活中法官是普通的人，但是当其穿上法袍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他就是专业的法官。

剧场化司法模式下的法庭既阻隔了庭审活动与庭外活动，也限定了诉讼参与人与一般的旁听者之间的角色及活动的界限，以防止法庭之外和之内的各种嘈杂的声音对庭审活动可能造成的干扰。体现了一种司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

司法“广场化”很大程度上是实体正义的体现，而司法“剧场化”更多的强调程序的公正，二者在司法的进程中交织相成，在不同的社会和相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发挥着其各自的优势。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促进着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